小镇走出的这个大名医是用附子的高手

小镇走出大名医 

——记已故云南四大名医之首会理籍吴佩衡先生 

陈新颜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武林有门派之分。事实上，中医亦有门派之别。清代医家陈修圆曾作《医学三字经》，简明地梳理了中医学的脉络：

                  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

                《难经》出，更洋洋。越汉季，有南阳。

                《伤寒》着，《金匮》藏。垂方法，立津梁。

                 李唐后，有《千金》。《外台》继，重医林。

这一段文字，历数了从上古到李唐，各个朝代中医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据传，在上古时代，黄帝与歧伯、雷公、伯高等人围绕着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生理病理展开了一系列对话，后世医家据此整理出一部名为《黄帝内经》的医学著作，该书由两个部分组成，前半部分称《素问》，后半部分称《灵枢》。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四大经典之一，它奠定了中国医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在中国，医术又叫岐黄之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有神医扁鹊闻名当世，传说他有回天之术，能活死人，肉白骨，其事迹被太史公司马迁生动形象地记录在他的《史记》里。

此外，古籍《列子.汤问》还记载了扁鹊成功运用麻醉术给人进行外科手术的事迹：

于此可见，神医之神。扁鹊的代表作是《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故陈修圆曰：《难经出》，更洋洋；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年年战乱，血流成河，白骨堆积成山。当此之时，疫疾流行，伤寒肆虐，病死者不计其数。有诗文为证：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孟德《蒿里行》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曹子建《送应氏二首》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

                         出门无所见？白骨敝平原。

                                   ～王粲《七哀诗》

而后，南阳张机（字仲景）出，著《伤寒杂病论》，以六经（伤寒病发生发展的六个阶段）为纲，阐明了伤寒病及一些疑难杂症的病因病机，并附治疗药方。

其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被后人尊为医圣。后世称赞他的《伤寒论杂病论》为万世医家的规矩准绳；此后数百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思邈出世，他自幼体弱多病，屡造医门，后久病成医，自治而愈。

晚年，他根据自己数十年来的行医经验，又系统总结了前人的方药，先后撰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巨著，被人们奉为药王。

唐宋以后，中医逐渐分出了许多派别。有金元四大家：刘元素（字守真，河间人，人称刘河间）提出火热说，主张以寒凉药清火热，被誉为寒凉派或河间派；张从正（字子和）师从刘完素，主张攻邪，因其善用中医治病八法中的汗、吐、下三法（八法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被后世称为“攻下派”；李杲（晚号东垣老人）则认为：脾胃一伤，百病由生，由此创立补中益气学说。又因五行当中，脾胃属土，故李东垣一派被后人称作“补土派”；朱震亨（号丹溪翁，浙江义乌人）据《內经》理论，提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主张养阴，因此被后世称为“养阴派”。

至明末，瘟疫横行，《吴江县志》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于是，吴有性（字又可），创立达原饮，开创温病一派。温病学派的集大成者是清代的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薛雪、吴鞠通、王士雄（孟英），此四人，又被誉为温病四大家。

四大家后，有王清任，主张活血化瘀，创立“血府逐瘀汤”等方剂，自成一派；与此同时，蜀南的火神派异军突起，开山祖师是邛都人郑寿全（字钦安），主张扶阳，善用大剂量附子、肉桂、干姜等辛热药，屡起沉疴。

会理古城

而四川省会理县的吴佩衡，是继郑钦安之后，中医经典火神派的代表人物。

大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岁在戊子，五月十一，在四川省会理县鹿厂镇红岩子乡银坡村一户吴姓的人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在重男轻女几成普遍现象的封建社会里，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然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在一系列的割地赔款丧权之后，这个王朝已是风雨飘摇。

因此，乱世添丁，喜庆之中多少让人带着几分愁容。自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国家对外的赔款，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靠着几亩田地为生，遇上好的年程，还能吃上白米饭。遇上灾年，便只能以野菜稀粥度日。

国医吴佩衡诊所

吴家是一个耕读世家。祖父吴正明，知书识文，略通医术，曾在当地开过一个名叫“双合堂”的药铺；父亲吴兆瑞，字子祥，寒窗苦读十余载，为清末秀才、继补廪生，然而在当时，也不得不开设私塾，教书以补贴家用。

尽管如此，吳父依然非常疼爱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赐名钟权，字佩衡。孩子长到六岁时，父亲便亲自教他读书。

那时候，小孩子念的都是《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字文》等。稍微再大一点，便可以学习四书五经。

如果学习成绩不错，就可以参加童子试，考中了便是秀才。

接着才能继续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吴佩衡读书也认真，记性又好，因此深得吴父的疼爱，邻居都说吴家要出国家栋梁，吳父当然也望子成龙，于是，对吴佩衡更加严格起来。然而就在这一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又一次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这让有识之士愤慨不已。时人丘逢甲曾有诗伤之：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又过了五年，吴佩衡11岁，吳父却听闻当今圣上下诏施行变法，其中有一条是“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

这对于旧式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所学的都是孔孟之道，紧紧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步步展开。好在这次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被废止了，并未闹出太大动静。

然而，接下来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巨额赔款，主权丧失殆尽，国已不国，读圣贤书还有何用？又五年，就在吴佩衡十八岁的时候，清政府废除了在中国施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老百姓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道路彻底被中断。报国无门，又将何去何从呢？

无奈之下，吴父想起了北宋范文正公留给子孙的遗训：不为良医，便为良相。于是，吴家托朋友到县城找到了当地的名中医彭恩溥，几番请求之后，彭终于答应让吴佩衡去他的中药铺子（林春堂）里做学徒。

会理县南街

会理县，古称会无县，建县于汉武帝元鼎六年。

古籍《华阳国志》中即用此称。唐、宋时设会川都督府、会川府，元为会川路，明为会川卫，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改为会理州，民国二年（1912年）改州为县，始称会理县。会理县地处川（蜀）南，为古丝绸之路在西南一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扼川滇之咽喉，因此享有“川滇锁钥”的美名。

在气候上，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舒适的气候条件，加上优美的自然风光，让这座小城成为文人墨客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进则入西昌、成都以至天下，退则可于此间躲避战乱，故小城虽小，而高手如云。

当时县城比较有名的中药铺除彭恩溥的林春堂之外，尚有怀仁堂、益灵堂、大生堂、万春堂、杏林春、卫安堂、德安堂、保和药室、崇兴药房、寿康药房、景和药室等。

各大药铺一般是连看病带抓药一条龙服务，主堂大夫一般也是药铺掌柜，他们大多秉承家学，为人治病。老百姓心中也清楚，哪家的医术是祖传的，是信得过靠得实的，哪家供着药王菩萨，哪家是新开的，去看病的话还得多留神。

所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老百姓信这个。

因此，吴佩衡想要通过学徒一步步学成一名坐堂大夫，最后自立门户，几乎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农村的孩子，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按照当时的惯例，徒弟跟着师父学医，学三年，三年后出师，还要倒帮师父一年，完了才能自立门户。

出师的时候，师父一般送给徒弟两件东西：一把雨伞，一盏保险灯。送给你一把伞，告诉你，有人来请，下着雨，你也得去。送给你一盏保险灯，告诉你，有人来请，夜里刮着风你也得去。

这大概是药王孙思邈以后传下来的规矩，孙思邈在世时就是这样，有患难相告，他无论寒暑，不分昼夜，不顾艰辛，翻山越岭，一心赴救。

后来，在写作《备急千金要方》时，孙思邈在此书前面写了一篇名叫《大医精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由于孙思邈在医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历代的许多医家便把他的《大医精诚》当作是弟子入门的第一课，要求全文背诵。吴佩衡当然也不例外。

学徒要做的事情很多，除了学炮制药材、看方抓药之外，端茶倒水，扫地擦桌椅板凳都得做，有时候还得帮着师娘做一些家务活，至于望闻问切开处方，那要看师父高兴。好在吴佩衡也机灵，总是把彭师父伺候得舒舒服服，当然彭师父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按《会理县志》记载：

彭师父有空时，就走到药柜跟前，拉开小抽屉，左手抓一把怀牛膝，右手抓一把川牛膝，轻言细语地对吴佩衡讲，这两味药的性味各是什么，走那一经，入哪一脏，哪一味能补肝肾，哪一味能破瘀血。

这时候，吴佩衡便牢牢地把师父的话记在心中，下来以后，用毛笔写下来，夜里躺在床上，还要温习师父说过的话，想不起来，又要想方设法找机会，看师父什么时候高兴了，才敢恭恭敬敬地去问。

吴佩衡先生

渐渐地，师父也会拿一些《汤头歌诀》之类的书籍给吴佩衡看，因此，吴佩衡经常熬到三更半夜，油灯下蜷缩着发奋苦读。吹灯后还要躺在床上默记（第二天师父要考），对于四年的学徒生活，吴氏晚年曾有这样的回忆：

1910年，四年学徒期满，22岁的吴佩衡拜别师父，彭师父送给他雨伞一把，保险灯一盏。吴佩衡回到镇上，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因家中经济困难，无力购买房屋及药材，他不得不向父亲的一位学生的家长租用镇上的一间铺面房，开起了一间小药铺，取名“永春堂”。

房租则以父亲免收该生学费的办法充抵。此外，他又借贷购买了一些常用中药，当时资本不过20两纹银。

每天坐堂看病、处方、抓药，里里外外都靠自己一个人。

吴氏回忆：“初则又无实践、理论，治小病亦多获效，而遇大病时每感束手。始到城内购得几本医书，随时翻阅，手不释卷，由浅入深逐渐增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于临床之际，对于较重之病较有认识，尚不致束手。在鹿厂行术多年，勉维生计。……继则又购得多种中医书阅读，废寝忘食，并多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于是对此道才走进康庄，渐入佳境矣。凡临床之际，无论轻重各症，握定六经气化辩证论治，自觉较有把握，以经方为主，时方为辅，无不应手奏效。”（出自《父亲的简略生平》）

对此，吴佩衡之子吴生元进一步补充道：“那时由于父亲医术尚浅，所以经常遇到疑难重病而深感棘手。他感到医学这门科学，应勤求古训，博采诸家学理之长，不能单靠师传、口授。”（“吴附子的传奇与现实”—— 《南风窗》2007.7.16.总338期）

也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得以深入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瘟疫论》等经典名著。

如果说之前在林春堂那四年是师父领他进入医门的话，那么，在鹿厂镇的这五年，则是他医学的修行期。

白天，照旧看病、处方、抓药，夜里依然挑灯夜读，有人来请，还得打着灯连夜前去赴诊，丝毫不敢怠慢。

一有空，他就会进城购买医书，但凡遇到有一技之长的医生，他必谦卑赤诚地向对方请教。

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万人历，阅万人历不如得一高人指点。

这期间，他有幸聆听了火神派开山祖师郑钦安传人卢铸之的扶阳论坛，这让他受益匪浅。

接着，他又购得郑钦安的三部代表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对此，他如获至宝，夜夜捧读，废寝忘食。用于临床，则收效甚广。

总之，在鹿厂镇行医这五年里，他的医术大为精进，来求医问诊的人日渐增多，一切都还算顺利！

在鹿厂镇上行医五年后，吴佩衡索性将永春堂关闭，以全部家当及药材入伙，与人合作进驻县城挂牌行医。

会理县鹿厂镇“永春堂”旧址

开业八个月，合伙人认为无利可图，提出退伙撤股。此举让吴佩衡措手不及，为了生计，他只好忍痛用家中的耕地作抵押，才将这间药铺保存下来，所欠银两直至多年以后，才将本息如数还清。

“在城内行术数年，渐有起色，信任者亦渐多”。

当时县城有一位贡生出生的儒医张辅廷老先生，此人一向自负清高，平日里对这位年轻的吴佩衡常以冷眼相待。

一次，孙子染上重病，张先生亲为诊治，却丝毫不见起色，迁延日久，孙子的病情越来越重，于是，张先生只好躬身来请吴佩衡。

经吴佩衡认真诊治，病人痊愈。张先生心悦诚服，每每对人说起此事，无不对吴推崇备至；北街张某，患瘟疫病邪。发热而渴，不恶寒，小便短赤，大便三日未解，脉洪数，舌苔白腻如积粉，舌尖绛红而燥，面部垢腻。

吴佩衡以吴又可达原饮治之。

病人服药一剂后，发狂乱奔，家人以为是误服凉药的缘故，催促吴佩衡复诊，经过一番经望诊之后，吴佩衡告诉患者家人，此乃“狂汗”，是病退的征兆，稍后汗出，病人就会痊愈。

于是，他叮嘱病人再服前药。

服药一碗，便盖上被子躺下，不一会儿，病人大汗淋漓，大约过了四十五分钟以后，病人狂躁止，脉静身凉，霍然而愈；曾某，男，二十岁，住四川省会理县南街。患春温病三日，脉来浮数，发热微恶寒，头疼体痛。面垢，唇赤而焦，舌苔白而燥，尖绛，渴喜冷饮，小便短赤。

吴佩衡处以张仲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一剂而愈；吴佩衡治病，盖以经方（张仲景的方子）为主，时方为辅，用药因人制宜，因病制宜，因时制宜，当重则重，当轻则轻。

渐渐地，经他之手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而且经常是一剂知，二剂已。

一时间，街头巷尾，传为佳话。

吴佩衡由此声名鹊起，誉满城乡，成为会理县的知名中医（《会理县志》（1994年版）中，吴佩衡被列为清代至民国时期会理县知名中医之列）。

然而，从来造化弄人，祸福无门。时滇军军阀华封歌突侵入川，盘据会理三年，广种洋烟，横征暴敛，敲诈人民，吴佩衡亦被其敲诈，“受其部下某某诬词（诬陷吴倒卖枪支），以严刑吊打，几乎废命，无辜受害，勒令出银六百元。

因无力支付，乃哀告亲友借贷交付了结，害得我家破人亡，尚欠债累累无法生活。又被债主追逼，无力付还，回到乡间，不敢进城，进退维谷，言之则痛心疾首。无已遂抛妻别子，只身漂流赴滇。临行时两手空空，仅有两角银币在身上。”（《给吴荣忠书信》）时1921年冬。

为了寻找行医创业的道路，也为了寻访高人，开阔眼界，1921年，33岁的吴佩衡决定只身前往云南。接下来，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天晓得。

禄丰县，是昆明西边的一座县城。

吴佩衡先生

吴佩衡途经禄丰，因有几位会理同乡挽留，暂在该县行医。在禄丰约住半年，时为滇军将领的朱德带兵路过该地，因身患重感冒而求医于吴佩衡，吴佩衡为其诊治，几副药下去，朱德病势大减。

1922年5月，吴佩衡来到昆明。初到时暂住旅店，“人地两疏，不易施展医业。幸在此店内治愈数人传播到外面，每日有几人前来就诊，渐次增加……于（次年）五月间才在甘公祠街（现五一路省公安厅对面位置）租凭铺房两间，正式开始行术。……开业后，尚喜逐渐有病人增加，稍有积余，又汇钱去家中接济。但暂时还不能付还外债。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才寄钱去接家口来昆。”（《父亲的简略生平》）

乱世之中，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跑，只有靠自己才能永远有依靠。吴佩衡就是这样。初到昆明时，之前听朱德所说的昆明所闹的瘟疫已渐近尾声。但仍有许多人卧病不起。

经过详细诊断后，吴佩衡认为这是过用寒凉药所致，他果断以白通四逆汤为主方，在此基础上略微加减，一时治愈之人无数，在医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吴佩衡深知，中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只有虚心地向诸家学习，博采众长，化为己用，才能成为一名不误人性命的良医。

于是，他从一到昆明之初，便开始四处寻访名医，虚心求教，并将所学到的东西谨慎用于临床。

经过不断摸索，反复研究，又结合云南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他在掌握了不同季节致病的规律的同时，也总结出了一套宝贵的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

他言道：“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断难知其精义之所在” ；“古今医理极而难穷，欲得一守约之道，实未易也。”

中医用药讲究配伍，药有君臣佐使，有相须而用者，如黄芪之与防风，因黄芪得防风而功效倍增，故曰相须而用；有相杀而用者，如附子之于防风、炙甘草、枣。《神农本草经》载：防风、大枣、炙甘草能解附子乌头的剧毒。

附子，即大毒药乌头的子根，按炮制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黄附片、黑顺片。生附子有剧毒，据说指甲盖大一片就能毒死一头牛。经炮制之后，毒性略减，然煎煮不当，亦足以使人双目失明、二便失禁终至失去知觉，重者丧命。

然而，它却是中药强心主剂（温里剂）四逆汤中的君药（主药），被誉为“回阳救逆第一品”。吴佩衡在昆明时，以善用附子著称，因得名吴附子。这显然是得到了火神派的真传。

火神派的特点是善用大剂量的附子、肉桂、干姜等温阳之药，以达到扶真阳而祛除风寒湿邪的功效。火神派的开山祖师郑钦安是蜀南临邛（今邛崃）人，吴佩衡是蜀南会理人（他在给人写信落款时常署蜀南吴佩衡），二人皆为蜀南人，是广义上的老乡。话说吴佩衡在会理时就已经研读了这位老乡的作品，又荣听了其弟子的扶阳论坛，这使他受益终生。

吴佩衡放胆大剂量使用附子也是在昆明时候的事。

然而，他用附子不是乱用滥投，而是建立在辩证论治的基础上的；

其次，对于附子的配伍，吴氏早已谙熟于心，所以临症处方时看似任意胡来的挥洒，背后实则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研究总结；

最后，吴氏所用方子大多是经方，即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里的方子，这些方子本身的配伍就很巧妙，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所以，吴佩衡才在自己的著作《中药十大主帅》里说：

吴佩衡在会理时就潜心研究了孙思邈的《千金方》，在用药时亦受孙氏影响。他常引用孙思邈的话说，用药如用兵，药不胜病，犹兵不御敌。他运用附子有一个特点，不能克敌，则逐渐增兵，即在少量运用附子不见效时，逐渐加大附子的用量。这一特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的医案中看出来：

这个病例也是让吴佩衡在云南成名的病例之一。

吴佩衡先生处方

医案当中，吴佩衡所使用的主方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四逆汤”（或名“回逆汤”，取回阳救逆之意）。方子中附子的用量最初是36g，是当今中医学教材上四逆汤中附子用量的2倍多〔以第3版《方剂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里四逆汤中附子的用量为参照），后逐渐加大，直至60g，是现行教材上四逆汤中附子用量的4倍多，这样的用量，足以让当代医家摇头吐舌。

然而，吴佩衡却用它治好了当时连西医都束手无策的大病。又由于患者是高官之子，久治不愈，最终被吴治好了，这使得吴佩衡在云南声名大震。

其实，这则医案吴佩衡所用的附子剂量还不算大，最大的，达半斤（250g）之多，是现行《方剂学》里四逆汤中附子用量的16倍多。人们称他为吴附子，是有道理的。

然而，如果真正读过吴氏医学著作的人就会知道，吴氏不只是善用附子、干姜、肉桂这类火热药，也不是一味用这些药，而是当用则用，知药善用。

在他的著作《中药十大主帅》里，不仅有附子、乌头、肉桂、干姜这类温热药，还有石膏、大黄、黄连等寒凉药。

在这本书里，他写道：“简言之，左有青龙（指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大小青龙汤），右有白虎（即仲景白虎汤），前有承气与泻心（仲景承气汤，包括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泻心即仲景泻心汤），后有四逆与真武（指仲景四逆汤和真武汤）。

再推广之，针对不同病情，灵活运用，加减化裁，即可以东挡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效。昔贤所谓‘用药如用兵，药不胜病，犹兵不胜敌’。旨哉斯言。能否胜敌，应视善不善用兵而定，此不易之理也。”

至于他为何以善用附子闻名，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用药偏寒凉一派，动辄清火，或以补法为纲，畏附子、肉桂、细辛、干姜等辛热药如蛇蝎，而吴氏临症之日，谴方命药，有是病，用是药，勇敢果决，一派大将风范，这恰好对当时的医学流弊起到了矫枉过正的作用。

因此，与其称他为“吴附子”，不如称他为“吴将军”。

《孙子兵法.始战篇》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于此可见，这五点对于一个将帅的重要性。那么，吴佩衡有勇吗？他是一个合格的将帅吗？历史将告诉我们答案。

1929年2月，也就是吴佩衡到昆明行医的第七个年头，南京国民政府余云岫等人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议案。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其中中医的反应异常强烈，他们纷纷集会抗争。

吴佩衡在昆明闻讯，拍案而起，与几位同道一起，召集昆明及部分市、县名中医代表以及药店老板开会，抗争国民党废止中医案。

会上，他不顾个人安危，慷慨陈词，引发了三百余与会者极大义愤，会议一致通过给南京政府的抗议信。同时，上海方面也来电邀约云南派代表参加3月17日的“全国医药团体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但因时间紧迫，交通不便，云南方面未能参加。

在上海，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提出抗议，还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进行面对面斗争。

然而，事经一月后，南京政府非但不收回《废止中医案》，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会议代表施加压力，还变着花样出台一些新规定来限制中医。这样又引发了全国中医界更大规模的抗争。

1929年11月，吴佩衡被推选为云南中医届代表，赴沪参加“全国医药团体第二次临时代表大会”。在同道们的资助下，他不远万里，乘着滇越铁路小火车，辗转河口、海防，再乘法国轮船转香港，最终抵达上海，赶上了12月召开的会议。

到会的有十七个省及南洋诸国的华侨中医代表，共457人。会议规模之大，代表范围之广，在中国中医药史上实属空前。吴佩衡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

会议推举了27位代表赴南京请愿，其中包括吴佩衡在内的7人为中心辩论发言人，总统府秘书长等接见了代表。在一些国民党元老（包括于右任）的支持下，蒋介石也认为民心不可违，于是下令总统府文官处发通知，撤销教育部、卫生部、中卫委员会的命令。

最终，代表们取得了胜利，喜讯传出，全国各地中医诊所、药店大放鞭炮，欢天喜地。     

通过这次团结一致的战斗，各地医家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吴佩衡还登门拜访各地名家。上海的中医同道认为吴佩衡理论水平高（他的第一篇论著《临症医案选》被收录于1929年出版的《全国名医案类编》中），希望他能留在上海行医，以便经常相互切磋医术。

云、贵、川、三省同乡，也多方挽留。他再三考虑之后，也觉得能暂留在东方大都市上海一段时期，对提高自己的医术大有裨益。就这样，吴佩衡把全家也接到了上海，安定下来，准备开业行医。

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26次会议上，陈立夫、焦易堂等提出成立中央国医馆，焦某出面聘请吴佩衡出任专任委员，但吴氏不愿做官，婉言拒绝了，后改聘陆渊雷接任。

在沪期行医间，吴佩衡还治愈了调赴抗日前线的滇军第三军军长王军的多年胃病。在王军的鼓励和帮助下，吴氏留在上海行医6年，后因日寇侵华，时局紧张，于1937年2月率全家重新回到昆明。

于右任，名伯循，字诱人，晚号太平老人。为早期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一手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

他能诗善书，曾一度享有“当代草圣”的美誉，与帖学书法大师沈伊默并称南沈北于。其书以碑派为根基，兼容了帖派的遒媚，浑厚古朴，自然洒脱，自成一家。此老一身致力于兴办报纸，反对专制，反对集权。

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是主张有所扬弃的。

他生前曾言：“我的病非中医看不可！”（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1929年在抗争“取缔中医”的浪潮中，中医请愿团由上海抵达南京，3月22日求见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于右任说得很轻松幽默：“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

他是最赞成中医的：“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所以，中医对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见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在这期间，吴佩衡自然得以拜访了这位长须飘飘颇有仙风道骨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对吴佩衡亦赞赏有加。

1937年，吴佩衡举家返回昆明时，在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楼西侧，古城墙下的万钟街，他先租用后购置了一所楼上楼下各三间的砖柱木结构旧房，楼上住家，楼下铺面做诊室。于右任亲为题写金字匾额：国医吴佩衡诊所。

然而，对于中医，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字芝生）却持与于右任完全相反的态度。

1940年，时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的冯友兰在《民国日报》发表《论中西医药》一文，“力诋中医之非，词多荒谬，且竟将中医数千年之历史一笔抹煞”，吴佩衡“阅之不胜愤慨”，愤然提笔撰写了一篇题为《驳冯友兰论中西医药》的文章，对冯文予以义正辞严地批驳.

冯文谓：“你们现在应当研究中药，而不必研究旧医的荒诞理论。”吴文反驳道：此论“更为狂妄滋甚。谚云：用药如用兵，擒贼先擒王，良药固有效能，必须有理论通达的名医配合调制，始能奏效，否则乱用方药，必至误人杀人，精兵固能制敌，亦必须得有娴熟韬略的名将，训导指挥，始能克敌，否则乱用兵力，结果必至覆师误国，似此其功过究应归之医师与主将，抑应归之药饵与兵卒，试问冯君，将何以解？”

他进一步批判冯文：“以一门外汉，竟妄诋‘中医的理论不通，荒诞不经，且谓应绝对不能治病，其所之治病，如有痊愈者乃是其病本来即可痊，与吃药无干。’”

吴文指出：“实属信口雌黄，显乖理论，不啻伤寒患者之发谵语。”并“仅就验案所得，录列数件于后，以为妄诋中医者鉴”，选录了自己经治的“均住昆明”的十个案例，均是“当时西医均断言无救，或力主开刀，而中医竟以‘荒诞不经的旧理论’，判断诊治而全活，试问冯君，究系‘其病本来可以痊愈的，抑与吃药有干无干呢？”

文章里，吴佩衡仅录其中一例：“江灿北之第九子，年13岁，住三市街二允巷一号。廿七年八月患病甚危，右少腹凝结一块，其痛甚剧，形容消瘦，唇舌焦躁，痛甚烦乱，须臾复止，止而复烦，均经四位大名西医诊视，均决断为盲肠炎之危证，力主开刀但不能保险，且云肠内已有脓，肠将溃烂。

既延余诊视，即以“中医的旧理论，判断病源，为厥阴症，肝气凝结，蛔虫内扰，以仲景之乌梅丸方，一剂立效，略加减四剂而痊，且免刀术之险。”读之足以想见当时吴佩衡的愤慨，亦可见他对中医学的一片赤子之心。

为了进一步倡导中医学理论，培养后继人才，吴佩衡克服重重困难，于1945年创办了《国医周刊》，这份刊物内容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中医界的学术交流。

三年之后，经过多年的奋斗和争取，吴佩衡又在昆明市太和街原中医师公会会址的药王庙内，开办了云南省第一所中医学校——“云南省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吴佩衡被推举院长。

吴佩衡先生与毕业班合影

解放后，该校由昆明市卫生局接管，在吴佩衡原创的基础上，开办了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后又改为中医进修学校。

原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之翰在《盘龙文史资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1950年省卫生厅长王抗博同志和我拜访了吴佩衡之后，省统战部长陈方同志叫我说服吴佩衡同志担任省卫生厅副厅长。他婉言谢绝了，他仍愿作教学工作，为社会多培养人才，不愿做官，这是他毕生的愿望。” 

以后他一直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还坚持给中医进修班的同学上课。直到被任命为云南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后，才欣然上任。

在院长任上，他先后主持编写了多部教材。同时，他积极带领学生做临床，从课堂走进病房，把学与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因此也就有了他让人在中医院门口吊一口大锅，日日煎煮附子，有危重病人被送进来，奄奄一息，他经过诊断后，若遇阳虚极寒、或命门火衰之证，立即叫人从大锅里舀一碗附子给病人服下，不一会儿，病人当即缓过来的故事。这一类故事在云南、四川一带老辈之间，广为流传。

如何办好一所中医院校，吴佩衡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医学教育理念。

他认为，关键要有名师，特别是要海纳百川，吸收各流派的名师进校任教。他除在昆明市内聘请名医任教外，还征得主管部门同意，由他亲自点名，从地(州)上调教师。

对刚毕业分配来的新教师，更是关怀备至，没有一点架子，亲自迎接他们进校，为青年教师作示范性讲课，节假日还陪他们看电影。

云南中医学院杨沛煊老师撰文回忆：“当时全校三百来人，像一个大家庭，充满和谐、温馨、礼仪的气氛。教师搬家，大家助力；生活困难，领导关心；师生患病，院长亲诊。那时教师实行坐班制，晚间直到深夜还有不少教师在教研室备课，学生勤奋学习，院内书声琅琅。不时见到吴老院长在教研室和老师谈心，或在院子里给学生讲解问题”。

看病讲学之外，吴佩衡还喜欢侍弄花草（他最爱的是兰花、桂花、茶花、珠兰花、牡丹花）、吟诗、吹箫、京剧、川剧、书法。他热爱中医，也热爱生活，83岁辞世，闻者无不伤心泣泪。

敢诩救人即救国；须知良相媲良医。是吴佩衡先生生前赠送给自己好友云南省来春茂先生的对子。我想，这幅对子用来概括先生的一生，应该是最恰当不过。

追忆先生的一生：一介布衣，自强不息。起于会理，历大磨难而入大境界，后声震西南，位列云南四大名医之首仍不忘初心，为维护中医，不远万里奔赴沪上，慷慨陈词，展现出凛然大义。此即为其高尚之医德；至于临症之时，谴方命药，毅然决然，一派大将风范。病人服其药，得其治，感其恩，赞其能。此其精湛之医术。像先生这样的人，真可谓是一代良医，是会理人之骄傲，也是中国中医的骄傲。

参考及引用书籍：

1、张镜源著《中华中医昆仑～吴佩衡卷》中国盲文出版社2015-12-01.

2、张存悌、顾树华著《吴附子～吴佩衡》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02-01

    3、吴生元等整理吴佩衡著《中药十大主帅》（云南中医学院内部资料）

    4、吴佩衡著《吴佩衡医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02-01

    5、《祖父吴佩衡》（作者吴荣忠（宗），吴介云）《文苑杂志》2015第1期（总第37期）

6、《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医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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